“既以天下论，那么凡事向前进步的，墨家便支持。若不进反退，便要打着让他进步。此为义战，便无国别之分。墨家非一国之墨，乃天下之墨。”

　　吴起闻言不语，低头沉思。

　　此时天下诸国并不讳言谈及兼并和战争，可春秋礼仪尚有存余，像是韩国趁着会盟偷袭郑国灭郑这样的事也只能发生在战国。

　　可是在这战国之初，各国至少还多少要点“脸”，将求个师出有名，既要有名，这名便要有个基础，那就是礼。没有礼，就没法说对错，也就没法说出是有名之师、无名之师。

　　三晋伐齐，那还是借公孙孙之乱，田氏有弟弑兄的嫌疑。三晋与齐，还要走个周天子的形式。

　　可是墨家这番话，分明就是说：墨家自有自己的规矩和逻辑，礼即规矩，墨家守自己的礼，不守此时已有的礼，只要不合于义，墨家便可能与之战。

　　而义……天下如今能够对义持有解释权的，只有墨家。天下论战，各家一败涂地，儒家尚未与黄老之学融合天命之说，更难在君侯之间传播，于民间因为铁器火药牛耕带来的分封制的物质基础不再，也日趋势微。

　　法家初兴，但是少了对未来的描诉，也少了一根根本的内涵，只是术而不是道，只是给出了变法的合理性支持，但却没有说清楚变法的根源。

　　吴起虽然腹诽墨家将战争也能说得如此“合于大义”，脑海中回忆了一下这些年墨家抨击各国政策的小册子，又暗暗点头。

　　自从墨家出版了关于天下财富总和的来源与增加的小册子之后，对于各国的经济政策一直都是以那本小册子为基础，在规矩之内从未逾越。

　　言行如一，又能恰如其分地解释评判，这便是可惊可怖之处。

　　对于秦地的变革，墨家也是有批判有支持，如索卢参的批判，那是站在到底农业才是唯一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手段、还是工商业的劳动也能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手段的争论。

　　而对于支持，墨家也认为秦地的情况特殊，不论怎么样，相对于以前的井田阡陌与贵族封田，秦地的变革还是解放了生产力的，尤其若是配合牛耕垄作，这绝对是高于原本的制度的。

　　这一切都源于二十年前适加入墨家，逐渐将墨家的道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。

　　正如之前的儒家，仲尼有“礼”可依，于是可以按照礼来衡量这件事的对错，合乎与礼的便支持、不合于礼的便反对。

　　而墨家在二十年前，谈利谈义，谈天志，但是合乎天志的天下，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？

　　墨子没有指出，或者说指出了一个过于遥远的、数百年内都不可能达到的“使人各得其所长，天下事当；钧其分职，天下事得；皆其所喜，天下事备；强弱有数，天下事具矣”，以及最终的“兼爱”天下。
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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